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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谈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

时间:2019-09-02 22:00来源:国际学校
建设“和谐社会”的命题,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共鸣。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源自每个人内心的和谐。探寻社会和谐的精神基础,是代表委员们

建设“和谐社会”的命题,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共鸣。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源自每个人内心的和谐。探寻社会和谐的精神基础,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和谐社会面临五大不和谐考验

  [本站讯]5月27日上午,齐鲁大讲坛第三十九期高端讲座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报告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做客大讲坛,以“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主题作了精彩报告。  讲座中,郑功成教授从收入分配问题何以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正视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构建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发挥社会保障的独特功能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他首先分析了民众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民生的保障;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局限于民生领域,已上升为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多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关系到全局的发展。郑功成教授表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确实有待改革,因为它已经影响到基本民生、经济转型与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而要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基础上进行调整又非易事,从而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焦点和重点。  郑功成教授全面解读了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普通居民与一线劳动者收入偏低,其收入增长远远低于GDP、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这种情况必然影响消费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是收入分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二是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高层管理者与一线工人的差距、体制内劳动者与体制外劳动者之间的差距等等,诸多不合理的差距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隐患;三是分配不公与分配失范,如长期以来“强资本弱劳工”的分配格局,有些以牺牲生态环境、道德与法律底线为代价的财富累积,都是财富分配不公的体现。导致这些分配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包括城乡二元分割、渐进改革产生的新的路径依赖,以及转型时期的制度失范和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欠缺等,都是影响财富合理分配的重要致因。  郑功成教授指出,财富分配不公对社会危害巨大,它直接削减了人们的公平感与安全感,动摇了劳动致富的价值取向,也恶化了社会风气,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显性化。基于此,他提出要构建长久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从理念到宏观措施,再到分配格局,都进行调整,并提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实现分配制度改革要有明确的目标,在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实现对财富蛋糕的合理分配,树立“做大”与“分配”同等重要的理念;同时多管齐下,分步实施,合理协调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加大对财政、税收、社会保障三大宏观政策的改革与结构优化,使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通过减税以实现劳动报酬的提高,并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郑功成教授还就社会保障的独特功能进行了讲解,表示这是一个调节社会合理分配的机制,是调节财富分配格局的基本制度,它应当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同推进。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制度不健全与公平性欠缺放大了公众的焦虑与不安,后顾之忧尚未完全解决,国家将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整合制度并缩小差距等措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通过未来20-30年的努力,将中国建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在互动阶段,听众积极发问,郑功成教授作了详尽解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讲座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主持。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师生员工、齐鲁大讲坛会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讲座。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医改首届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多个部门咨询委员或顾问,还兼任中国劳动学会、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中国社会福利协会等副会长,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及与民生相关领域的研究。主持过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或重点项目等30多项,出版有《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辩》、《中国社会保障30年》、《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灾害经济学》、《多难兴邦:新中国60年抗灾史诗》、《中国灾情论》、《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等30多种著述,发表学术文章约400多篇,多项研究成果受到决策层重视。  相关链接:郑功成:完善社会保障 提升安全预期

   调整分配减少现实矛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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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是社会差距扩大,包括城乡差距、东西差距、阶层差距等。代表委员们认为,调整社会分配,提供公平机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第一步。

  记者唐福勇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听完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社会风险的发展变化,并客观对待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对抗。 在当前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中存着五大不和谐和不协调。

  上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邓伟志委员说,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同志有三句话,第一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是共同富裕,第三是不能搞两极分化。这三句话是一个整体,辩证统一,不能偏废。

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四是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的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冲突;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

  专家分析,近些年来,我国在劳资分配关系中明显呈现“资高劳低”的趋势。据测算,1989年,我国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15.7%,1997年降低到12.7%,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12.3%,如果考虑到这期间我国新增了上亿劳动者,则劳动者在分配中地位下降的幅度是惊人的。有数据表明,深圳和广州20年来打工者收入仅仅提高了68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代表说,这是一个资本单赢的格局,必然演变为劳资双损,它的长期效应已经损害了社会和谐。

  郑功成认为,造成发展中出现诸多不和谐与不协调现象的原因,概括而言是社会进步中的社会分化,而具体看,则有八方面失衡因素:包括重经济发展与GDP增长而轻社会发展;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轻共同富裕;重招商引资而轻劳工权益保护;重城市发展而轻乡村发展;重经济效率与经济利益而轻社会公平;重社会稳定而轻社会和谐;重政策调整而轻法制建设;重打破旧制度而轻完善新制度。

  针对此,邓伟志委员说,要改变分配中“资高劳低”的现象,尤其要处理好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关系。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第二次分配,可是,第二次分配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作用是扬汤止沸,第一次分配才是釜底抽薪,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适当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

  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指标,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代表着我们的国民能不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程度和水平。和过去相比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现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应该很明确。过去提小康社会更多的是强调经济发展,突出效率因素更多一些,而和谐社会的发展很难说效率和公平谁优先的问题。如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就有教训,上个世纪他们发展很快,但由于只重视增长而不重视分配,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城乡发展的失衡,各种贫困问题、社会问题的积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最大的贫富差距体现在城乡差距上,并因长期积累而越来越严重。陕西省原政协主席安启元委员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城市,增长速度也慢于城市,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5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为每月600元。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以城市为主体,农村居民在生活质量上与城市居民差距更大。

  郑功成由此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讲经济发展,而且还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而言,应该是一个健全的体系、一个能够覆盖全民的制度安排,很公平地让所有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对此,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刘光复委员说,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给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机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不仅有显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有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应该放开农民进城落户,妥善解决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子女受教育问题,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

  而这种制度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刘光复委员说,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整个国家培育壮大中等收入者。一是落实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增长;二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三是加大政府对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对过高收入者要加大征税力度,对低收入者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四是注意保护高收入者的正当权益。

   制度建设需要道德支持

  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相当丰富,调整收入分配只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个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代表委员们分析,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所有这些制度必须寻求伦理道德的支持才能达到目标。

  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郑功成代表说,任何制度都是需要一定的伦理道德因素来支撑。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动力源泉就能发现,最初的社会保障从宗教提倡、官办乃至个人行为,都来源于个人内心的慈悲,但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走向制度化,内容从救灾济贫向社会保险扩张乃至发展到几乎覆盖一切生活福利,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再到精神慰籍和情感保障,人性和人文关怀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得到体现,最终进入一个奉行公正、公平原则的阶段。在当代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从个人内心慈悲走向正义化的公理。

  只有符合人类共同伦理的观念才能推进社会的和谐。郑功成说,虽然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但社会稳定并不等于社会和谐,因为社会稳定可以是社会控制的结果,而社会和谐则一定是社会生态的自然良性发展。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曹耀峰代表说,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并进而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刘衍泉委员说,我国是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中华民族历代都有思想家强调人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敬业济世、克勤克俭、清正廉洁、浩然正气,践行着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价值观。湖南泰格林纸集团董事长王祥代表认为,培养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是培育有修养、有理想、有自律的公民的有力武器,道德文化的群体生活方式有利于创造亲善、和谐的氛围。

  对于制度建设中需要坚持的准则,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委员引用了墨子的话来解释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他分析目前出现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前因后果说,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对待上访群众多给一点爱心,群众就会被感动,矛盾就会化解。相反,如果视上访者为洪水猛兽,害怕群众,躲着群众,不见群众,必然出现以怨报怨,造成动荡。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使命。任玉岭委员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百姓、百姓与领导、弱势与强势、阶级与阶层、农村与城市、家庭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更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政治与经济、发展与稳定、收入与分配的关系。只有树立“民利大于天”的理念,遵从“顺民心、重民意、保民权、兴民利”的原则,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一定要在加速发展的前提下,坚持公平的原则,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传统文化是国人宝贵财富

  早在《礼记》中,中国人就以社会规范的方式提出“草木以时伐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并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民族。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又是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调的国家之一。代表委员们指出,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填补精神道德领域上的空白,为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扩大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委员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背后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实际起到无可估量作用的问题,要把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提到议事日程。刘宇一委员说,没有强有力的国防,一打就垮,但没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不打就垮。他说,现在不少年轻人崇洋媚外,自我失落,民族自信心不强,甚至表现出一些劣根性,让人痛心和担忧,民族精神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绵延5000年,是中华民族不竭的智慧源泉。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方兆本委员说,在开放条件下,既不要让快餐文化统领青少年的价值观,也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面对世界。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宽广的胸怀去容纳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纳百川而归于大海。“文革”后遗症影响了一两代人,使我们产生了文化认知上的断层,我们需要补课。

  潘公凯委员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产生了精神空虚等严重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恐怕更严重。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经过几次大的动荡后受到很大忽视。现在我国处于经济上升的时期,这种经济上升给全民带来了一种希望和乐观的精神面貌,整个问题还不算太尖锐,但是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20年后,一旦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精神支撑缺乏和精神空虚所造成的问题就会进一步突显出来。

  对此,全国政协致公组在书面发言中特别强调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不断涌入的情况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加强未成年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增进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北师大附中校长孙鹤娟代表说,和谐二字包含中华文化的精髓,先进文化将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灵魂,根据实际需要,从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中吸取精华,融通中西,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坚实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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