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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头条:奋斗的青春才能无悔澳门新萄

时间:2019-11-01 19:15来源:国际学校
近日,中国科学报“院士忆高考”栏目选登我校校长宁滨文章,全文如下: 1977年10月21日 奋斗的青春才无悔 人民日报发布 宁滨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宣布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

近日,中国科学报“院士忆高考”栏目选登我校校长宁滨文章,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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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21日

奋斗的青春才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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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布

宁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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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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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关于青春的记忆,都有一段难忘的流金岁月。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北方交通大学铁道信号专业学习。现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校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系统的故障检测与诊断、系统的容错设计、系统可靠性与故障导向安全等。致力于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和干线铁路列控系统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带领团队研制的国内首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基于通讯的城市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数字化通用机车信号”等成果获得产业化推广应用。是我国轨道交通数字化、网络化信号系统的开拓者和领军者之一。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十多项。2014年获詹天佑科学技术奖大奖。201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正式恢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它不仅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关于青春的记忆,都有一段难忘的流金岁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它不仅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高考使我有机会从下乡知青成为大学生,并从此走上了科研之路。

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高考使我有机会从下乡知青成为大学生,并从此走上了科研之路。

回望过去的40年,我们这一代人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及贡献者。同时,我们又是极其努力的一代人,因为我们比任何时期的人都深知学习和工作机会来之不易,深知国家和民族对青年的期许,所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不断奋斗。

2018年

回望过去的40年,我们这一代人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及贡献者。

3年知青岁月:历练和成长

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

同时,我们又是极其努力的一代人,因为我们比任何时期的人都深知学习和工作机会来之不易,深知国家和民族对青年的期许,所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不断奋斗。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时还不满15周岁,可以说对什么都懵懵懂懂,不甚明白。当时未满18岁可以不下乡,但我觉得待在家中也无事可干,就随大伙到农村去插队锻炼。我比较幸运,当时插队的地点是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小县城附近。

77、78级学生入学40周年

3年知青岁月:历练和成长

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基本没有蔬菜吃,细粮也很少,主要吃粗粮。尽管国家对知青的定量还算比较高,但我们那个年龄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油水太少,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我因离家近可以过几周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村里还有几位北京来的知青,一年也回不去一次,比起他们我要幸运得多。居住条件也不大好,20多人住一间大屋子,很多人抽烟,屋里经常烟雾缭绕。

让我们从老一辈大学生角度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时还不满15周岁,可以说对什么都懵懵懂懂,不甚明白。

同时期下乡的知青最大的也不到20岁。我们当中没有人奢望这辈子还能上大学,对未来也都比较茫然。我的父母是中学老师,但他们对社会形势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认为我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性,能找个工作就不错了。

一起来倾听

当时未满18岁可以不下乡,但我觉得待在家中也无事可干,就随大伙到农村去插队锻炼。

当时,我们知青队由40多人组成,村里派了一位老党员做我们的书记,指导我们在当地的汾河滩垦荒。开始垦荒时工具非常原始,没有机械和牲口,就4个人一组拉着犁耕地,因地下多是草根和树根,我们经常被勒得后背全是血印。河滩夏天发大水,还要抗洪。这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

改革开放40年的难忘回忆

我比较幸运,当时插队的地点是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小县城附近。

当时劳动强度很大,个人理想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的生命力却越磨越强。我们那时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既然干起了农活,就要想办法干得又快又好,越是艰难的越要克服。所以,我们后来的贡献也很突出,第一年开荒种粮就向国家上交了十几万斤小麦,为此,山西省知青办还奖励了我们一台手扶拖拉机。

周洪兴

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基本没有蔬菜吃,细粮也很少,主要吃粗粮。

插队期间,我一直没有中断学习,有两件事我一直坚持。

浙江大学

尽管国家对知青的定量还算比较高,但我们那个年龄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油水太少,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一是读报、剪报和抄报纸。那时候只有“两报一刊”,和杂志,文章的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它却满足了我对阅读的渴望,也让我了解时事,掌握了一定的写文章的方法。我高考时语文成绩不错,应该得益于此。这一习惯我保持至今。

植保系77级校友

我因离家近可以过几周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村里还有几位北京来的知青,一年也回不去一次,比起他们我要幸运得多。

另一是我坚持记日记、写随笔。在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没有松懈思考。后来我发现坚持学习也还是有一些现实的益处的。记得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我爱读爱写,每到年终总结就指定我帮他写稿子,而作为奖励,他会放我一周假。这也使我体会到学习和不学习、有能力和没有能力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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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也不大好,20多人住一间大屋子,很多人抽烟,屋里经常烟雾缭绕。

3年的知青生活转瞬而过,但年轻时期的阅读和学习,是一种学习精神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通过学习获得的思维能力,是可以伴随人一生的。

我出生在义乌市的一个小山村——小六石村,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73年高中毕业后没有了高考,我只能回乡参加村里的生产队劳动。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毫不犹豫地去参加了考试。

同时期下乡的知青最大的也不到20岁。

3年知青岁月,让我从青涩少年走向青年,身体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得到了历练,对农村困苦生活以及开荒种粮的真实体验,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投身国家建设、改变国家面貌的渴望。

1977年的农忙季节,我正在田里干活。隔壁村的一个老师一口气跑了2公里路,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喊:“周洪兴,告诉你一件好事情,你考上大学了。”这句话是那么动听,我一直记在心底,但当时却半信半疑。从田里回到家,大家晚饭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县里的广播,我也竖起耳朵认真去听义乌当年第一批考上大学的131个人名字,当听到“周洪兴”这名字后,我才确认老师说的是真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奢望这辈子还能上大学,对未来也都比较茫然。

3个月备考:命运的拐点

姜斯宪

我的父母是中学老师,但他们对社会形势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认为我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性,能找个工作就不错了。

关于参加高考的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做梦一样,但有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伴们还在地里干活,突然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清亮的声音: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当时,我们知青队由40多人组成,村里派了一位老党员做我们的书记,指导我们在当地的汾河滩垦荒。

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回城,也没有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终于有机会报考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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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垦荒时工具非常原始,没有机械和牲口,就4个人一组拉着犁耕地,因地下多是草根和树根,我们经常被勒得后背全是血印。河滩夏天发大水,还要抗洪。

我很快向生产队请假,回家去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而这些时间是靠千方百‘挤’出来的:挤掉了周末和节日,挤干了娱乐和社交,挤扁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学霸”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

坦率地讲,虽然当时觉得参加高考是我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但国家已有10年没有组织高考,意味着可能有10届的考生同时竞争,难免心中没底。不过我自信我还是有些优势的。

张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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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离开学校的时间相对较短。虽然我下乡已经3年,但从年龄来看,仍旧是18岁考大学,似乎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

当时劳动强度很大,个人理想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的生命力却越磨越强。

其次,下乡时期的学习习惯给我一定的帮助。加上我父母又都是中学老师,可以帮我找到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当时我的母校山西运城康杰中学的恩师张保安也及时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资料,让我有所准备。

船舶工程系校友

我们那时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既然干起了农活,就要想办法干得又快又好,越是艰难的越要克服。

最重要的是,我在中学学习期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山西运城康杰中学至今仍是山西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纪念晋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优秀的革命家、教育家嘉康杰烈士而取的,学校一直以学风正、学习气氛浓郁著名。我在康杰中学上高中是在1973年,那一年恰逢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大力抓整顿,虽然后来称之为“资本主义回潮”,然而正是那一年的“回潮”,让学生可以安心在教室里学习。1974年初我们就开始学工、学农了,算起来1973年是我们学习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我的收获很大,我一直敬重的张保安、李三元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们让我养成了许多学习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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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后来的贡献也很突出,第一年开荒种粮就向国家上交了十几万斤小麦,为此,山西省知青办还奖励了我们一台手扶拖拉机。

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走入考场,仅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3个月里,我废寝忘食,每天都学到凌晨一两点,为自己的命运去争取转机,为实现梦想奋力一搏。这段经历是我珍贵的记忆,至今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记得当时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失眠。还以为不知道得了什么毛病,后来到苏州医学院我一个亲戚在那里,到那儿去一查,他说就是脑神经衰弱,实际上就是用力过度。

插队期间,我一直没有中断学习,有两件事我一直坚持。

接下来的命运转折如此迅速——1977年12月初参加考试,1978年1月下旬知道考试结果,不久拿到入学通知书,3月3日来到北京上学。

曹健

一是读报、剪报和抄报纸。

当年填报志愿时,因我对未来从事什么行业没有太多想法,只觉得能有机会参加高考就已相当惊喜了,所以报志愿时也不知怎么报,没有任何参考。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想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去读书,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方交通大学,第二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后来等我来到北京交大读书,负责在山西招生的老师找到我说:“你这是怎么报的志愿?把清华报成第二志愿,我看到你的档案后就扣下了,虽然你的分数较高,但清华大学看不到也拿不走你的档案。”

天津大学

那时候只有“两报一刊”,和杂志,文章的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它却满足了我对阅读的渴望,也让我了解时事,掌握了一定的写文章的方法。

另外,我对我所报考的铁路信号专业也并不了解,只是我从小就喜欢铁路,知道北京交大是和铁路相关的院校。填志愿时还询问亲友:“信号专业是干什么的?”亲友回答:“你看过吗?就是李玉和干的事情,提着信号灯扳道岔。”我一想,不错啊,这个方向挺好的。

中间体78级校友

我高考时语文成绩不错,应该得益于此。这一习惯我保持至今。

这就是当时我对北京交大和信号专业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是多么幼稚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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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是我坚持记日记、写随笔。

4年大学:与时间赛跑

我们在天大的同学,年龄经历差别很大,这是77、78级特有的现象,有的饱经风霜,有的稚气未脱,在我们班二十七个人中,最大的老大哥长我十五岁,有两位同学还比我小两岁。想起已经去世的老大哥,他们才是最不容易的,我们当年意气风发,同学之间当然也是最平等的,好像缺了一份对他们的敬重。我们专业77级没有招生,所以我们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

在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没有松懈思考。后来我发现坚持学习也还是有一些现实的益处的。

1978年3月,我拖着简单的行李迈入学校大门,一眼看到的就是醒目的红色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你,铁路事业未来的建设者。”那种恍若新生、充满斗志的心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幸运的,亲眼见证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令世界耳目一新的崛起,见证了智慧坚韧的中国人民创造奇迹,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现代化浪潮中的一滴水。作为个人,高考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走向,意义不言而喻。

记得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我爱读爱写,每到年终总结就指定我帮他写稿子,而作为奖励,他会放我一周假。

我们学校1977级只有584名同学,我所在班级一个班33人。7人一个宿舍,4张上下铺,有一张铺放东西。当时就觉得,比我下乡时好太多了。

傅菁林

这也使我体会到学习和不学习、有能力和没有能力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们这一届学生来说,能上大学简直是命运的恩赐,所以,完全可以用“如饥似渴,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当时的学习氛围。每个人都希望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让自己尽快成长,成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吉林大学

3年的知青生活转瞬而过,但年轻时期的阅读和学习,是一种学习精神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通过学习获得的思维能力,是可以伴随人一生的。

记得当时北京交大只有一个食堂,我们吃饭排队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就这一小段时间,同学们都不舍得浪费,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单词本或书。很多同学都是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非常高。

原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3年知青岁月,让我从青涩少年走向青年,身体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得到了历练,对农村困苦生活以及开荒种粮的真实体验,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投身国家建设、改变国家面貌的渴望。

大学4年,我做作业的方式很特别。每次课程结束,老师一般会把习题部分留几道给我们,而我总是主动给自己加码,要把书上的习题全部做一遍才罢休。令我感动的是,当时老师每次都认真地把我的作业全部批改,这样做其实给老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老师每次都要把所有我做的习题都做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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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备考:命运的拐点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北京交大的老师也和学生们一样热切拥抱科学的春天,不仅自己在科研上开拓进取,对培育学生也竭尽全力。当时学校就拥有一大批名师,仅电信系就有杜锡钰、简水生、袁保宗、汪希时、汪禧成、李承恕、张林昌等一批学术精深的教授,他们严谨求实、悉心授业、甘于奉献的治学精神带给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1978年已经远逝40年,这一年我经历的高考让我对它刻骨铭心.恢复高考前,我在长春市二轻局所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刀片厂当刨工。每天机械地重复着繁重而又枯燥的体力劳动。我不止一次的追问自己:你愿意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宝贵的青春年华吗?

关于参加高考的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做梦一样,但有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伴们还在地里干活,突然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清亮的声音: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

我上大二时,杜锡钰、袁保宗两位教授提议设立科技小组,选拔有志向的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训练。很幸运,我被选在袁保宗老师指导下的科技小组。袁保宗教授早年留苏,获得副博士学位,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数字信号处理和信息论专家。此后的三年,每周二、四下午,袁老师都单独给我们6个人进行专门指导。还记得他不用讲稿,在小黑板上为我们详细推导傅里叶变换的公式和语声信号的频谱分析,以及我们一同热烈讨论问题的场景。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十分兴奋。因为我知道,要想从铁片世界中走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高考之路。1977年的冬日里,我和一批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带着渴望和梦想共同走进考场。迈进考场时我十分紧张,落座后拿笔的手不停的颤抖,唯恐自己答不好题与大学失之交臂。考试结束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开始拥有希望。虽然气候进入隆冬,可我心里倍感温暖。我坚信自己考得不错,大学在向我招手。

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回城,也没有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终于有机会报考大学了!

我大学的毕业设计就是在袁老师指导下用单板机作语声识别,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很前沿的课题。

赵建林

我很快向生产队请假,回家去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毕业留校任教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师从汪希时教授,确定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研究方向,一干就是30余年。

西北工业大学

坦率地讲,虽然当时觉得参加高考是我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但国家已有10年没有组织高考,意味着可能有10届的考生同时竞争,难免心中没底。不过我自信我还是有些优势的。

现在想来,后来有关科研的一切都是大学时代在恩师指导下打的基础。

理学院教授

首先,我离开学校的时间相对较短。

都说大学生活是青年的黄金时代,就我个人而言,在那段时期,“喜欢观察、喜欢思考、喜欢尝试”的性格也得到充分释放。在学习、研究之余,我积极参加自己喜爱的社会活动,活跃在当时的学生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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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下乡已经3年,但从年龄来看,仍旧是18岁考大学,似乎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回忆往事,40年前的恢复高考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为一股洪流,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77、78级这一代人的命运,从深层意义上讲,它恢复了青年人拥有知识的权利,恢复了人才和知识的地位和价值、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就是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无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环境里,用现在的话说,都应该充满正能量,都要坚持奋斗,坚持学习,要善于积累,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不要抱怨,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和坚持努力的人。

高考,对我来说是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接到高考的消息时,距离高考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没有任何考试范围要求,我只能翻出以前的课本,依靠自己的理解,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刻苦复习。

其次,下乡时期的学习习惯给我一定的帮助。

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是寻找问题的开始。在学校,每次在与同学们座谈时,在开学或毕业典礼的致辞中,我都会提醒同学们要珍惜大学时光,在大学期间,要做到“三个学会”,即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和学会生活。

高考过后,我去工厂做了一名工人。由于通信不便,迟迟没有收到高考的结果。在春节放假后,我骑自行车来到自己下乡插队的公社。在这里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当时自己不去公社,录取通知书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加上我父母又都是中学老师,可以帮我找到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当时我的母校山西运城康杰中学的恩师张保安也及时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资料,让我有所准备。

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尽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距世界强国的目标仍旧存在较大差距。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再一次警醒我们,青年一代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始终关注国家的发展,以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为己任,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作好再艰苦奋斗40年甚至更长的准备,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才可以在一代代青年的奋斗中、奉献中获得实现。

马中骐

最重要的是,我在中学学习期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兰州大学

山西运城康杰中学至今仍是山西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纪念晋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优秀的革命家、教育家嘉康杰烈士而取的,学校一直以学风正、学习气氛浓郁著名。

中国“第一号”博士

我在康杰中学上高中是在1973年,那一年恰逢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大力抓整顿,虽然后来称之为“资本主义回潮”,然而正是那一年的“回潮”,让学生可以安心在教室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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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我们就开始学工、学农了,算起来1973年是我们学习的关键一年。

1961年,我从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我已经超过了35岁的年龄线,但随后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昔日在北大时的恩师胡宁与一批老学部委员联名为包括我在内的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优秀研究生上书,建议将报考年龄放宽,我这才赶上了重读研究生的末班车,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胡宁的研究生,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读研,最终成功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这一年我的收获很大,我一直敬重的张保安、李三元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们让我养成了许多学习的好习惯。

周安德

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走入考场,仅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

湖南大学校友

那3个月里,我废寝忘食,每天都学到凌晨一两点,为自己的命运去争取转机,为实现梦想奋力一搏。这段经历是我珍贵的记忆,至今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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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命运转折如此迅速——1977年12月初参加考试,1978年1月下旬知道考试结果,不久拿到入学通知书,3月3日来到北京上学。

我从上初中那一天起,就梦想着考大学、上大学。高考制度恢复时,我已高中毕业近八个年头。这八年里,我常常在梦里念着大学。当高考机遇到来时,我恨不得马上走进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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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和复习资料弄到手后,我就着手拟定复习计划。对数学,我准备全面过一遍,能弄懂的就把它弄懂,短时间内弄不懂的,即放过去。对语文,除尽可能全面理解复习资料的内容外,我还准备写一篇作文。对政治、历史和地理等复习资料,各科有100多道问答题,我准备全都看一遍,最后从各科中选取20道题背下来。这个计划中的作文和各科要背熟的20道题,就是我下的赌注。

当年填报志愿时,因我对未来从事什么行业没有太多想法,只觉得能有机会参加高考就已相当惊喜了,所以报志愿时也不知怎么报,没有任何参考。

郭润英

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想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去读书,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方交通大学,第二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后来等我来到北京交大读书,负责在山西招生的老师找到我说:“你这是怎么报的志愿?把清华报成第二志愿,我看到你的档案后就扣下了,虽然你的分数较高,但清华大学看不到也拿不走你的档案。”

建77-1班

另外,我对我所报考的铁路信号专业也并不了解,只是我从小就喜欢铁路,知道北京交大是和铁路相关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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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愿时还询问亲友:“信号专业是干什么的?”亲友回答:“你看过吗?就是李玉和干的事情,提着信号灯扳道岔。”

77年10月底,天气已经很凉了,我正在南贾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当借干。突然有一天听公社袁浩基书记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而且12月就要考试,我立即请了假骑车去县城。

我一想,不错啊,这个方向挺好的。

一个来月时间,我不洗头不洗脚,不换衣服不洗澡,恨不得脸也不洗。吃饭在粮食局食堂对付,我不吃荤,食堂的菜是荤油做的,只好顿顿腌菜就素糕、窝头、馒头。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复习上,睡觉很少,搞得后来整天头晕脑胀,效果并不好。但当时不懂这个道理,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

这就是当时我对北京交大和信号专业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是多么幼稚和无知。

郝旭光

4年大学:与时间赛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78年3月,我拖着简单的行李迈入学校大门,一眼看到的就是醒目的红色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你,铁路事业未来的建设者。”那种恍若新生、充满斗志的心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

国际商学院教授

我们学校1977级只有584名同学,我所在班级一个班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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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一个宿舍,4张上下铺,有一张铺放东西。

我从小喜欢读书,乳臭未干即浸染在农村小学的校园里。我最早的记忆,是“文革”前的一个农村小院,两位老师,三间教室五个班,另一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喜欢天天听郎朗读书声,经常在屋外扒着窗台跟教室里学舌。

当时就觉得,比我下乡时好太多了。

按照“文革”期间大学招生的规定,“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大学复审”,像我这种小学公办教师家庭的平民子弟,加上姥姥家富裕中农背景,永远都没有任何可能的机会被推荐给“领导批准”。1977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当年秋假我正在公社中学的农田劳动,傍晚收工回家后,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们恢复高考的传言。当夜,16岁的我捂着被子偷偷啜泣了整宿。

对于我们这一届学生来说,能上大学简直是命运的恩赐,所以,完全可以用“如饥似渴,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当时的学习氛围。

董泽芳

每个人都希望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让自己尽快成长,成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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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教授

记得当时北京交大只有一个食堂,我们吃饭排队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就这一小段时间,同学们都不舍得浪费,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单词本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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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都是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非常高。

1965年高考,我因伯祖父是富农成份而“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在迷痛茫苦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能是调整心态,坦然面对。后来遇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国家恢复高考了!这无异于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学4年,我做作业的方式很特别。

1978年,时年33岁的我以湖北省黄冈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在特殊年代考进大学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在国家中断11年后又恢复高考,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最终获得改变命运机会的充满幸运的一个群体,有幸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晚班车!

每次课程结束,老师一般会把习题部分留几道给我们,而我总是主动给自己加码,要把书上的习题全部做一遍才罢休。

张建奇

令我感动的是,当时老师每次都认真地把我的作业全部批改,这样做其实给老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老师每次都要把所有我做的习题都做上一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北京交大的老师也和学生们一样热切拥抱科学的春天,不仅自己在科研上开拓进取,对培育学生也竭尽全力。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

当时学校就拥有一大批名师,仅电信系就有杜锡钰、简水生、袁保宗、汪希时、汪禧成、李承恕、张林昌等一批学术精深的教授,他们严谨求实、悉心授业、甘于奉献的治学精神带给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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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二时,杜锡钰、袁保宗两位教授提议设立科技小组,选拔有志向的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训练。很幸运,我被选在袁保宗老师指导下的科技小组。

我小时候与同学窜进大学校园玩耍过,内心里懵懵懂懂萌生出要进大学学习的想法。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恰好挠到我心里的那块儿“痒痒肉”。我凭着一段时间的突击复习,幸运地入选了学校30人的“高考团”,但成绩未达分数线。我听到消息说,如果考不上的话,还要上山下乡。

袁保宗教授早年留苏,获得副博士学位,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数字信号处理和信息论专家。

于是我就到处找同学借习题集,复习资料。有的同学家里有“老三届”,他们就白天把资料借给我手抄,晚上又自己带回家。为了在第二天能有机会让老师帮忙指导习题,我总是做不完当天的题就不肯睡觉。在这样的刻苦努力下,我的成绩在一次次模考中不断提高。

此后的三年,每周二、四下午,袁老师都单独给我们6个人进行专门指导。

管志川

还记得他不用讲稿,在小黑板上为我们详细推导傅里叶变换的公式和语声信号的频谱分析,以及我们一同热烈讨论问题的场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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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学院教授

我大学的毕业设计就是在袁老师指导下用单板机作语声识别,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很前沿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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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留校任教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师从汪希时教授,确定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研究方向,一干就是30余年。

1976年我高中毕业,进了当地农具厂当了一名工人。虽然工作上得心应手有了点小成绩,但是我心里对学习的那份执着和痴爱始终都从不曾消减。

现在想来,后来有关科研的一切都是大学时代在恩师指导下打的基础。

我永远也忘不了1977的那个冬天,听到了广播里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太激动了!从得知我也能参加高考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备考:白天我在农具厂继续做工,晚上就在宿舍里熬夜苦读。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灯泡是40瓦的,慢慢地眼睛熬坏了,灯泡也换成60瓦、100瓦的。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我光荣地被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前身)录取!

都说大学生活是青年的黄金时代,就我个人而言,在那段时期,“喜欢观察、喜欢思考、喜欢尝试”的性格也得到充分释放。

景一宏

在学习、研究之余,我积极参加自己喜爱的社会活动,活跃在当时的学生活动中……

中国民航大学

回忆往事,40年前的恢复高考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为一股洪流,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77、78级这一代人的命运,从深层意义上讲,它恢复了青年人拥有知识的权利,恢复了人才和知识的地位和价值、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党委书记

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就是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无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环境里,用现在的话说,都应该充满正能量,都要坚持奋斗,坚持学习,要善于积累,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不要抱怨,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和坚持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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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是寻找问题的开始。

我是成长于国家动荡年代的少年,放到今天,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我中学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在上中学四年级(相当于高一)时,我就参加了高考,并且超过了国家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因为没有中学毕业,没被允许上大学。

在学校,每次在与同学们座谈时,在开学或毕业典礼的致辞中,我都会提醒同学们要珍惜大学时光,在大学期间,要做到“三个学会”,即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和学会生活。

1979年高考前3个月,我在报志愿时才知道,自己是理工科学生,不可以报考他想学的法律专业。特殊的时代才会出现特殊的阴差阳错,理科生参加文科高考,然后报考理科专业,居然被录取了,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尽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距世界强国的目标仍旧存在较大差距。

陆建生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再一次警醒我们,青年一代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始终关注国家的发展,以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为己任,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作好再艰苦奋斗40年甚至更长的准备,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才可以在一代代青年的奋斗中、奉献中获得实现。

昆明理工大学

国际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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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一名知青,18岁成为了村里的生产队长,1977年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说是1977年可能要恢复高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其他12个知情陆续借了一些资料准备复习。

但恢复高考消息一直没出,就在我们近乎绝望的时候,10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当时就是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我们决定拿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准备一起参加这次考试。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才能看书复习。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因为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只要有人拿来一本材料,大家就分别手抄,然后把每人抄的汇到一起再学。

四十年如昨日

时光飞逝,斯人已老

唯有记忆不老

青春如旧

77、78级“黄金一代”的身影

现在依旧活跃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在他们的身上

能看到时代的印记

还能看到奋斗的过往

编辑:国际学校 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报头条:奋斗的青春才能无悔澳门新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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