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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元化:永不逝

时间:2019-11-17 06:21来源:国际学校
编者按: 5月9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来,众人惋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尽管不是王先生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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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 来,众人惋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尽管不是王先生的嫡传弟子,许纪霖一直称王先生为自己知识与精神的双重导师。得知王 先生离去的消息时,许纪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尽管知道会有这一天,但得知这一消息,他表示仍然“很意外、很悲痛”。

  2018年5月是王元化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王元化先生,王先生的弟子胡晓明教授主编了《后五四时代中国思想学术之路——王元化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邀请了学者汪丁丁、许纪霖、莫砺锋、胡晓明、朱国华等撰写文章,该书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师大出版社同时还出版了“王元化精品集”,收入《思辨录》、《读书与品人》和《文心雕龙讲疏》三部王元化先生著作。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之一,昨天是他冥诞94周年纪念日。王元化先生逝世已经六年,在他冥诞94周年的前夕,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在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举行了一场“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的沙龙,邀请了三位与王元化生前有密切来往、并对王元华先生有深刻研究的学者:许纪霖、胡晓明和夏中义教授,回忆与王先生交往中的精彩轶事,畅谈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汤一介这样的大师是如何担当着中国与人类的文化天命,成为“文化托命之人”的。

“我只能站在斯坦福校园,面向东方为先生默哀。”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许纪霖,不仅由于与王先生是忘年交而有着感性认识,更理解一个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脉络里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许纪霖回国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

  王元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有持续的影响力。尤其是他倡导的学术史反思,提出对五四的五项反思,以及有限理性,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再认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等观念,都深深引领了中国当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许纪霖认为,纪念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一种“内心的刺激”,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应不断地回到传统,回到我们的前辈与老师,在他们已经奠定的伟大传统里继续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

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

  王先生临终时说,很多方面都只是开了一个头,殷切盼望着后来的学人能够将一些重要的问题继续发覆阙疑。他晚年对“反思”的坚执与愿力,突出地定格了一个人文思想者的形象。

 “五四”精神之子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钱谷融教授,曾说王先生长着一双尼采的眼睛,眼神非常犀利,背后实际上 是一种智慧之光,整个人充满理性。“思”对王元化很重要,他很多著作,包括《思辨短解》、《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在内,都和“思”有关,特别 到了晚年更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反思”。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人生价值,忠实体现在王元化的“思”上,他的大脑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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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中义:我和王先生很早就相识了,但真正有较多的来往是从2004年开始的。我曾写了一篇关于王先生的研究性文章,得到了先生的好评,进而得到拜访的机会。初次见面的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对先生说他的生日很好记,比五四运动小一岁,比中国共产党大一岁,而先生也自称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子。

王元化晚年曾对许纪霖说:“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人是多么的痛苦!”在许纪霖看来,对王先 生来说尤其痛苦的是,他到晚年哪怕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思想仍然非常清晰,无论记忆力、判断力还是思想的敏锐程度,都让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8岁的老人, 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拖累了思考,感觉如此力不从心。

王元化

  先生认为自己从1992年开始的著述价值最高,并称其为生命中的第三次反思,这也使先生成为上海文化记忆中的英雄。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中有两个命题极其重要:第一,他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第二,他对以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主义的政治伦理人格的四个特点进行了反思。对《社会契约论》的反思,把中国近代的激进思想追溯到卢梭,这一百年来,没有比激进主义对中国思潮的影响更为深刻的,它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我们应该思考先生思想遗产的根基在哪里。

王元化本身是一个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其反思能力更为很多知识分子所不具备。他不迷信任 何权威,对任何习以为常的说法都要问个为什么,能够成熟地运用理性思考判断问题、自省其身。实际上,人们向来用“南王北李”指代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两位领 袖,“李”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已于2003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王”指的就是王元化先生了。

  王元化几十年的写作,几乎没有离开过叩问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有什么形式,在不同的领域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功能,以及理性在探索真理的途中,有什么危险,等等问题。这都是他一直萦心在念的大问题。如果用一条线索穿起来,从1980年代的“知性不能把握美”,到1990年代的“理性不能把握真理”,持续关心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复杂性,以及中国当代精神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理性的缺失与理性的滥用问题,这可以说是变中的不变。这一点尤具思想家的锐感。其中变化的一面是,“知性不能把握美”是关注于文艺美学领域创作论鉴赏学以及形象思维的问题,作者最早对教条主义文风学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开刀,提出知性思维的片面、僵硬、静止、孤立,有害于文学创作与思想探索,这对于“新时期”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许纪霖:1987年我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面发表过几篇关于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文章,王先生看到我的文章颇有谬赞,便通过他的学生约我见面。王先生与我父亲同年,算是我的父辈,我一直视王先生为自己的“精神之父”。

李慎之先生去世,许纪霖曾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两位大知识分子作过一些比较。他认为李、王 两位先生分别代表了宋明以来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两大传统,如果说李先生以其道德勇气成为“一个激情的代表,一种道德的象征”,那么王先生则作为 注重知识、究极理性而成为智慧的化身。

  “理性不能把握真理”则是关注于更大的问题,即“五四”新文化传统中,一种对理性过于坚执、过于相信、并滥用了理性中的理想性,或理性的一元化、独断论、权力中心化的思想心态与思维方式。其中不变的东西,正是十分可贵的对于理性的怀疑、询问态度。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不少重要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一问题。其中如伯林、哈耶克的思想可以参证。譬如伯林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来提问,为什么积极自由对理性的极端崇拜会导致不自由?原因即在于相信一元(所有的人生目标中只有一个真;理性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理性至上(所有的冲突都由理性与非理性、不够理性的冲突所引起;人最终服从理性,所以改造合理)。

  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把五四精神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但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五四”和中国革命都有深刻的反思,试图寻找“五四”和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先生是一个反思性特别强的人,这与有些学者不一样,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经得起理性的追问。

“王元化先生在当代中国整个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是一个走在风口浪尖的人 物。”许纪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王先生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反思中国的教条主义,提出在人们的感性、理性认识之中,还 有一个“知性”的范畴,所谓的知性,是指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具体性这一理性阶段,从而找到了思想僵化的认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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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明:王先生的声音在学术界特别有震撼力,很多人和他讨论都会到王先生的客厅,这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化圈。我跟随着王老师见到过许多海内外的大师,如杜维明和林毓生等,他们也成为了我的汉学源流。同样这个沙龙也是上海学术界的舆论中心,王先生对一些学者的看法会从这里很快传播出去。而今天上海却没有一个这样重视思想的文化圈,当然这和大环境也有关系。

“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而王元化在1990年代花大力气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同一哲学的反思,对卢梭国家学说、启蒙理性的反思,与哈耶克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另一支传统,即从柏拉图、笛卡尔、卢梭、黑格尔等人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的大力批判,也是完全一致的。王元化并没有受哈耶克等的影响,却与他们殊途同归,正表明了中国现代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以及真正的思想家的慧觉。

  许纪霖:王先生在世的时候,有“南王北李”和“南王北钱”的说法,“王”都指王元化先生,“李”指李慎之先生,“钱”指钱锺书先生。先生对于这两种说法都不认可,但这两种说法却一直流传下来。先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跨越了学术和思想两个领域,是中国思想界旗帜性的人物,而在学术上也堪比钱锺书先生。这样在思想界和学术界都有如此大影响力的人物,除了王先生以外很难再找出第二人。王先生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写了很多学术文章,这背后都有很深邃的思想,而绝不是在玩弄考据和辞章。而先生在谈论思想的时候,又会引经据典,背后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王元化作为当代中国一位很有思考力的理论家,其知识体系非常丰富,既有对19世纪俄国文 学、黑格尔哲学、莎士比亚文学的深入了解,也有对中国诸子百家的精深认识。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经过深刻思考,更进一步意识到启蒙的负面因素,于 1993年发表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开始从反思启蒙的基础上捍卫启蒙的传统。

  基督徒、革命者、罪人、教授、宣传部长、文学理论批评家,最后是反思的知识人——王元化对自己最终的自我认同,这表明:

  文化传承的承担者

杜亚泉五四时期任《东方杂志》主编,和当时的“启蒙阵营”有一场论战,论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他虽然接受西学,但不赞成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好的东西不能抛弃,最重要的是要调和、积蓄,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学连接上。这导致了一场很大的论战。

  一、 王元化是“在其自己的思”(牟宗三)、“抉心自食”(鲁迅)、“事上磨炼”(王阳明)的知识人。不同于一般书斋型学者,他化生命为学养,融智慧于实践,特具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的学问、学思并进的成己成物路向。因而,儒家思想究竟于何种意义上,在他的学思历程中,发生一种学问与生命的缘助?

  夏中义: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变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提出要加强研究民国的学术史。李泽厚先生当时在海外就感叹“胡适的地位上升了,鲁迅的地位淡出了”,学术很强劲,思想就很淡了。而后王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是对李泽厚先生的一个回应,也是王先生一生治学经历的心得。王先生在1950年代研读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感性的、知性的和理性的。后来王先生读到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也讲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性的,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材料;第二阶段是知性的,对丰富和混杂的感性材料分门别类,并找出某个部门的特殊规律;第三阶段就是对分门别类的概念有个整体的逻辑的还原。就是这样,王先生的思想被闪电般地照亮了,他在对黑格尔的学术研究中悟出了真理,而自己意识的清醒也正是被“有学术的思想”支撑着。

王先生之所以注意到杜亚泉和许纪霖有关。许纪霖说:“杜亚泉是我家族中的长辈,当时他的 子女要编《杜亚泉文选》,希望我找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写篇序,我就请王先生写。本以为他会写篇应酬性的序,但他非常认真,先把文选的稿子全看了一遍,然后打 电话给我说:‘小许啊,你介绍的杜亚泉了不得啊。我们现在反思的问题他当年都想到了!’他冒着酷暑、打着赤膊,一个字一个字地研读杜亚泉的资料,用整整两 个月写了篇15000字的序。文章最后在《文汇报》整版发表,一经见报就轰动了国内外。”

  二、 王元化人生经历曲折、身份变化多样、思想冲突与张力复杂,因而,他对于儒家与儒学的考论、史述、解释、发挥、论辩,一则往往有自己立身与处世的情境,需要作脉络化的理解;二则其解释本身,也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应有全域与通贯的把握。

  许纪霖:王先生晚年最焦虑的,是中国的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大危机。他很担心从轴心时代以来积累的人类文明将要毁在我们这一代,文明中的精英传统在急剧失落,而流行的都是一些低俗的、民粹的文化。

“这是王元化对启蒙的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反思。”许纪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私下议论、质疑,但现在15年过去了,大家对启蒙的反思慢慢形成一种共识。王先生正由于这种强烈的反思能力一直走在时代前列,这在同龄的学人中非常罕见。这种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三、 王元化论域广泛,学兼新旧,是中共党内罕有的融俄国现实主义及左翼文论、中国文史之学、汉宋兼采之学、英伦莎剧美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近现代西方自由哲学于一炉的知识人。

  夏中义:王先生到晚年对于自己幼年生活过的清华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眷恋,还能清楚记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居所,这正是和他自身亦是文化托命之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我和先生接触的时候他已经是84岁的高龄,眼神中还有因学术和思想所激起的兴奋的光芒。先生73周岁的时候曾说自己的思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让我很感动,而他学术和思想上的最高峰也正出现在这之后。王先生除了对学术和思想有着重大贡献以外,他的行动也告诉我们其实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既是思想家,又是学问家

  (本文摘选自“王元化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胡晓明教授《王元化与儒家思想之分合》一文)

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  许纪霖: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文化的传承并不是抽象的,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承担的,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担负的文化使命。对于读书人来说,虽然对现实担负责任,但最重要的使命还是“为天地立心”和“为往圣继绝学”。如果文化衰落了,国家再怎么富强恐怕也是昙花一现。当我想到“文化托命之人”这个说法之后,很让我兴奋,我感到找到了一种对元化先生最为确切的理解。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那么,王先生为什么有这种反思能力,许纪霖认为,最重要的是他能把思想和学术内在地结合 起来:“思是知识分子的本性,但能不能具备反思的能力不仅凭道德勇气,要看他背后的学理。”正如王先生名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思想的最高境 界是有学术的思想,学术的最高境界是有思想的学术。“可以说王先生是实现了这样一种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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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古典文化在急剧地衰落,变得俗不可耐。所以王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一再感叹说:“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除了思想界有“南王北李”,学术界还有“南王北钱”之说。“钱”是钱钟书,“王”仍是王元化。许纪霖认为,当代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或者说没有其他人像王元化这样,在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都得到如此巨大的肯定。

作者|胡晓明

  “狐狸型”学者

这样一位大家、通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王元化的父亲是清华教授,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 大学训练,但过人的学识大多靠家学渊源和名师指教。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受到王国维、赵元任、闻一多等大师的熏陶,后来又有机会向韦卓民、熊十力等大家请 益,再加上嗜好读书和思考,个人成就当然不凡。

来源|澎湃

  胡晓明:周代的时候《诗经》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旧邦新命”。当时从殷商到周代,先贤就已经意识到其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人文主义”的兴起战胜了“神本主义”。而我们当今的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之处,另一方面也要回到我们固有的传统中去。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学科化的时代,学术、思想已经二分。一批学院里的专家在一个学 科背景下作研究,却因此失去了大的关怀和思想的穿透力,使学问仅仅成一种技术之学。另一批文人在媒体大谈思想、高发宏论,但背后的学理比较薄。道术二分, 正是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的原因。”许纪霖说,“大师绝不是专家。我说王先生之后世界再无大师,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他成长的那个氛围了。”

编辑|吴潇岚

  许纪霖:熊十力先生是刺猬型的学者,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现在对他的新唯识论体系的理解和解读还是很表层的。而王元化先生是狐狸型的学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涉猎,他像以赛亚·柏林那样健谈,言谈中闪现的智慧俯拾皆是,深挖下去,都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我记得王先生经常说,对于学问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那么,王先生究竟算是文学家、思想家还是哲学家?许纪霖认为,任何一个说法都会把王先生 的成就说小了。他横跨几个领域,文史哲打通,对社会科学也有相当的兴趣和了解。即使这样,王先生到20世纪90年代仍感觉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认识,可惜身 体已经跟不上了,很多反思的工作都没来得及做完。

1990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更多正面的价值,包括“三纲”在内。“三纲”如果从它原来的那个时代抽离出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继承法”,对之进行重新的解释,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它依然有可能具有正面的价值。王先生对于“五四”的反思并不代表着否定“五四”,而是要批判性地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明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五四”永远是现代中国人的一面精神旗帜,只是如何在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五四”精神。

王先生晚年,华东师大一些校友提出要给他建学馆。王先生很乐意,但再三强调不要搞成纪念 馆式的,最重要的是突出学术与思想的价值。他说:“我这一生有很多思考,其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思考的那些东西,但是还没有做完。希望把我留下的 书、著作,包括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手稿留给后人,让后人去作研究,继续能够做下去。这大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

  夏中义:在我的心里,能够感动1980年代中国思想的人就是李泽厚。一个时代的托命之人必须要能看到这个时代的症结所在,也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大地带来一股春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了中国新的希望,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李泽厚在1979年就提出“康德哲学与主体论”的重要论点。在西方近代,康德在阐发人的尊严的问题上,把话说得最彻底。后来又有人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人”是近代人文主义背景中的人。所以李泽厚先生唤起了中国对于“人”的尊重。王元化先生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使我们看到了激进主义为百年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思想还活着,所以我们用不着担心他的接班人诞生之前,中国思想会出现空白,只要我们真正读懂他,这个托命之人就还活在我们心中。(早报编者注:本文根据“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沙龙内容整理,有删节。)阅读原文

先生爱才,教之有道

来源|东方早报 记者|臧继贤 编辑|戴勇

“王先生是华东师大的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实际上,他指导学生的方式不是讲 授,完全是谈话式,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他通过质疑式的谈话,逐步把学生领入一个境界,让你领会什么学问是好的,什么方向是对的,看什么书是有价值的。他知 识渊博程度惊人,对你提到的什么问题都有了解,甚至马上就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

许纪霖谈起王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感触很多。他和王先生都在华东师大,但自己并不是王先生 的学生,说来还是王先生首先找到他。1987年、1988年,许纪霖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写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系列文章,引起了王先生的注 意。出于爱才,王先生让一位博士生给许纪霖带话,希望见个面。从此,两人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

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论》,发表在《新启蒙》第一期上。许纪霖说:“王先生对 我的影响非常全面。虽然不是他的学生,他也一直客气地说我是他忘年交的朋友。但我内心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他的一个‘私塾弟子’,把他看作知识上、精神上的导 师。他对我的教诲,不仅有很多言传,影响更大的却是身教。”

作为一个例证,许纪霖现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往往会暗自揣摩:如果是先生面对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

编辑:国际学校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元化:永不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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