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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

时间:2019-12-09 04:48来源:国际学校
[编者按]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江晓原教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讲演

摘 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n 处在科学前沿的人,他们知道科学是有局限性的,也知道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江晓原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n 科学和正确的关系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它正确它才被接受的。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n 科学即使已经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在现阶段得分非常的高,也并不能保证它永远如此。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甚至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Scientism,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 而80年前那场着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n 文理二者要交融,要多元和宽容,谁也不是至高至善的,大家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80年前,科学的辉煌还远未达到今天的地步,在中国已经有着名的“科玄论战”,以“科学派”大获胜利,“玄学派”屈居下风而告终。当时张君劢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被地质学家丁文江指斥为“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其实“玄学鬼”提出的问题至少是有启发性的。而当时科学派坚决相信连人生观问题都可以由科学来解决,在今天看来就非常幼稚了。当年那场其实理由并不很充分的胜利,给此后的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影响——毫无疑问,它大大有助于唯科学主义的广泛流行。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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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文科学者对科学非常崇拜,而真正搞科学前沿的人,他们知道科学是有局限性的,也知道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of Science: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有三大误解。笔者自己是学天体物理专业出身,很长时间里,这三大误解在笔者身上都有,但是研究了一段科学史之后,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误解一:科学等于正确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在日常语境里,我们称赞某个东西的时候,经常说这个东西“很科学”,在这里,科学被认定为等于正确。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着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着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科学不等于正确。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着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着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 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进步的时候肯定就把前面的东西否定掉了,前面那些被否定掉了的东西,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比如,我们以前认为地球在当中,太阳围着地球转,后来我们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再往后我们又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还知道地球绕日运行也不是圆周运动而是一个椭圆,再后来我们又知道椭圆也不是精确的椭圆,它还有很多摄动,如此等等。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由于科学还在发展,所以今天的科学结论就不可能是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我们平日常用的一个说法“科学事实”,就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其实我们只是将此刻科学界采用的结论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终级描述。以后科学还要再发展,未来的结论中我们今天的认识又不对了,或者退化为一个特例——比如牛顿力学退化为相对论效应非常小的情况下的特例等等。旧的结论总是被新的结论取代,那么那些被取代的东西,它们是不是还算科学呢?

斯诺与“两种文化”的提出

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斯诺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着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科学的阶段性成果当然也是科学。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主要不是看它的结论正确与否,而是看它所采用的方法,和它在当时所能得到的验证。北大的刘华杰教授提出一个说法:“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就是说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它是科学,还有一些肯定正确的东西它不是科学。这很容易举例,比方说今天晚上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正确的,但没有人会承认这是科学,所以很多正确的废话都不是科学。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哥白尼学说胜利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某一种理论被我们接受,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正确。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  我们以前被灌输的一个图像是这样的: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一旦客观世界的规律被我们掌握,我们就能描述这个世界,我们甚至还能够改造它。科学的之所以会胜利,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向我们展现一个又一个正确的事例,最后我们就接受它。

斯诺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着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考察科学史的例子就能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胜利的。这个哥白尼的事例是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分析过的——当年库恩等人都在哥白尼身上花了很大工夫,拉卡托斯也是这样,因为这个例子很丰富,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科学与科学哲学·“怎么都行”

  哥白尼提出他的日心学说,为什么很长时间欧洲的科学家都不接受呢?这是因为他的学说有一个致命弱点——人们观测不出恒星的周年视差。而从日心学说的逻辑上说,恒星周年视差一定是存在的,哥白尼的辩解是它太小,我们观测不到。这个辩解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望远镜,观测仪器确实观测不到。后来直是到1838年,贝塞尔才第一次观测到了一颗恒星(天鹅座61)的周年视差。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按照我们以前关于正确的图像,显然哥白尼学说应该到1838年才可以被学者们接受,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理论有一个关键的检验始终不能证实,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学说。然而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很早就胜利了,比如开普勒、伽利略都很早就接受了哥白尼学说。为什么他们会接受它呢?在当这个学说还没有呈现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所谓“正确”的结果来时,为什么它已经胜利了呢?

科学哲学: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研究范式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早些打发走。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现在库恩等人考证,这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哥白尼也好,开普勒也好,这些人都信奉哲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在这种哲学学说里,太阳被认为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他们出于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不等哥白尼被证实为正确,就已经接受它了。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这个例子确实可以说明,科学和正确的关系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它正确它才被接受的。这个事实可以直接过渡到后来SSK理论中的社会建构学说,实际上伽利略等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就是在进行社会建构——用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权威来替这个学说作担保:虽然还没有验证它,但我向你们担保它肯定正确。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研究范式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早些打发走。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误解二: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 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其实在澄清了第一个误解之后,澄清第二个误解就变得很容易了。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很多唯科学主义者辩解说,我什么时候说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我从来没这样说过啊。但是他其实是相信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最多退一步说,只要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技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种信念,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物质上的成就,以至于我们相信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这个说法也可以换一种表述,说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事情:只要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我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唯科学主义的信念。这个信念本来是不可能得到验证的,实际也从来没有被验证过。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信念是有害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因为这个信念直接引导到某些荒谬的结论,比方说已经被我们抛弃了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个信念的直接产物。计划经济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的全部需求,我们还能知道这个社会的全部供给,我们“科学”地计算了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我们就能让这个社会的财富充分涌流,它既不浪费也不过剩也不短缺——以前搞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贫困,是落后。今天中国经济有这样的发展,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抛弃了计划经济的结果。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阐述唯科学主义和计划经济关系的著作,最好的就是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半个多世纪前,那时理性滥用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那时他就有先见之明,而且对于唯科学主义会怎样导致计划经济,再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集权等等,他已经都根据前苏联的材料非常准确地预言了。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误解三:将科学视为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唯科学主义立场对来自人文的思考经常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导致思想上的冲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幕场景: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有些自命为科学家的人——尽管科学共同体并未承认他们——真的就是这样说话的)。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着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 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在前两个误解都已经得到澄清的情况下,解决第三个误解就完全是顺理成章了。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这第三个误解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同意的。“科学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笔者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这和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是类似的——它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归纳推理上:因为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根据归纳相信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以至于无穷多的成就。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着名的“科学大战”、“索卡尔诈文事件”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 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科学哲学早已表明,归纳推理是一个在逻辑上无法得到证明的推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使用它,但是我们知道它并不能提供一个完备的证明。因此,科学即使已经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在现阶段得分非常的高,也并不能保证它永远如此。况且这个得分的高低,涉及到评分的标准,其它的学说,其它的知识体系的价值怎么评价,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况且世间有许多问题,明显是科学不能解决的,比如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人生观问题等等,都是如此。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那么,为什么还要相信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呢?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除了类似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归纳推理之外,它还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因为我们以前还描绘了另外一个图景,我们把科学家描绘成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只知道为人类奉献,他们自己都是生活清贫,克已奉公,他们身上集中着很多的美德。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家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利益诉求。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其实不妥,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却已经出现。

  我们应有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20世纪50年代,C. P. 斯诺做过两个著名的演讲。斯诺自己原来是学理工科的,后来又在文科中活动,所以他觉得他文理都知道。他有一个演讲是《两种文化》,中译本有好几个了。他那时觉得科学技术的地位还不够高,因为学文科的那些人还有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所以他要给科学技术争名位。到了今天,情况完全变了,钟摆早就摆到另一端了,如果C. P. 斯诺活在今天的话,他就要做另一个演讲了,他要倒过来给文科争名位了,因为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都受到了很强的排挤。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在科学知识层面,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在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占据重要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却已经出现。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文和理之间,斯诺的诉求还是对的,这两者要交融,要多元和宽容,谁也不是至高至善的,大家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公众理解科学”是时代的需求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那么这个多元和宽容,意味着什么呢?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宽容可以是这样:即使我自己相信科学,我也可以宽容别人对科学的不相信。科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肯定在很多事情上要用科学来解决,但是那些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求诸别的东西。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对新理论成果的大胆接纳

  所谓宽容,是说你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你不把这个立场强加于人;宽容就是要宽容和自己信念冲突的东西。这和你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你自己恪守某些道德原则,并不是必然冲突的。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科学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200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联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这个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很可能还没有被充分估计和阐述,所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

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或者退一步来说,至少也是提供了某种由头。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着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着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着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这个文献里特别提到:“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它知识之上”——这个提法是国内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科学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所以它理应凌驾在别知识体系之上。但是现在《宣言》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就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另外,《宣言》强调,要从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规范科学行为,这就离开了我们以前把科学想象为一个至善至美事物的图像。我们以前认为科学是绝对美好的,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去规范它,它也不存在被滥用的问题。绝对美好的东西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美好的后果。所有存在着滥用问题、需要规范的东西,肯定不是至善至美的东西。所以这种提法意味着对科学的全新认识。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着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着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着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宣言》中甚至包含着这样的细节:要求科学家评估自己的研究对社会是不是有害,如果有害的话,要向有关部门通报,并且要主动停止自己的研究,这就等于承认科学研究是有禁区的(在不同的时期禁区可以不同)。这也是以前从未得到公开认同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这个《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完全可以代表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层的意见。这个文件表明:中国科学界最高层对于国际上的先进理念,是大胆接受的。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学者小传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一次讲话中认为: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江晓原,1955年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交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这两段讲话,远离了我们几十年来已经习惯的唯科学主义论调,体现了对新思想的大胆接纳。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学术宣言”,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 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江晓原 :1955年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学天体物理出身,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科学史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已出版《天学真原》、《天学外史》、《历史上的星占学》、《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中华科学文明史》、《江晓原自选集》、《天文西学东渐集》、《东边日出西边雨》等专着、译着、文集共20余种,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文。

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卷5期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近年又对科幻与科学前沿的互动进行科学史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了《天学真原》等专著、《江晓原三十年集》等文集、《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等译著、主编《科学史十五讲》等教材,共约70种。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主编《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丛刊。多年来还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纸杂志长期撰写个人专栏。

Science & Humanities: The Meaning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科学o历史o文化”网站(

Jiang Xiao-yuan

(供稿单位:人文学院)

(Department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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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

[ii]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 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着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编辑:国际学校 本文来源:江晓原: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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